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善化寺大雄宝殿的辽代铺作细节
拾级而上便是大雄宝殿
减柱法带来的大雄宝殿内部宽阔空间
天王殿内的北方多闻天王
善化寺位于大同古城南门内的南街西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由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群组成的佛教寺院，一共存有“一辽三金”四座木构古建筑，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寺院建筑组群。没错，哪怕是在山西这样的古建筑大省，如果我们细究起来，绝大多数的唐、五代、辽、北宋木构建筑，都是单体存世，想要看到现存建筑年代最早的国内古代建筑群落，还得到大同的善化寺。
盛唐时“批量”设置的官寺之一
善化寺最初并不叫善化寺，它最初的名字其实是开元寺。提起开元，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都会想起公元8世纪中前期的开元之治。没错，善化寺最初就是因为盛唐开元年间创建而被朝廷赐额的开元寺。开元寺是唐玄宗敕命天下州府普遍设置的一种“官寺”。
唐宋时期的“官”，往往指代的并不只是朝廷官员，也有皇帝皇家的含义，比如“官家”便是对皇帝的代称之一。“官寺”也是如此，它并不是为朝廷祈福的寺院，而是为皇帝与皇家祈福的寺院。除了“官寺”，开元年间设置的还有“官观”，也即开元观，那就是李唐皇家的祈福道观了，官寺与官观普遍设置在全国各地州府。
由于盛唐时期的大同名叫云州，所以善化寺的“最初版本”便是“云州开元寺”，如今驰名一方的泉州开元寺、潮州开元寺、镇州（河北正定）开元寺、定州开元寺都是盛唐时期“批量”设置在全国州府的大寺，甚至还有一些知名寺院，都曾被命名为开元寺，比如北京法源寺便曾叫幽州开元寺。在全国各地设置开元寺前，有的寺院本就存在，那就改名为开元寺并且扩建一番便可，比如泉州开元寺；有的寺院则是在“开元官寺”设置潮流中新建的，比如潮州开元寺。所以，如今的善化寺很可能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被赐额改名为开元寺的，寺院实际创建年代可能在开元年间（713—741年）或者之前。
燕云易主，改名大普恩寺
云州开元寺的名号，一直持续到了约公元938年，这是因为一件深刻影响了北宋地缘格局的大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公元938年，后晋向契丹交割燕云十六州，云州由此成为契丹，也就是日后辽朝的领土。
契丹人接管云州后，将曾经是中原王朝官寺的开元寺，改名为大普恩寺，其实是颇具政治意味的一个举措。开元是盛唐的象征，更是后唐李存勖、李嗣源所宣称复兴的那个盛唐，毕竟从云州的角度来看，朱温所创建的后梁，从未统治过这里。唐朝虽然在公元907年亡于朱温，但今日的山西大部乃至内蒙古中部都属于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先后统治，他们仍旧与一些诸侯宣称是唐朝的诸侯。所以，公元938年交割给契丹人的云州，其实是刚刚结束“唐朝”的自我认同。
与石敬瑭联手颠覆后唐的契丹君主耶律德光，不仅成为了云州的新主人，也成为了石敬瑭的父皇，后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契丹的“附庸”。所以，云州开元寺便在如此背景下成为了“大普恩寺”，所普之恩，既是佛教意义下的功德，更是契丹天子的皇恩。这一名字延续到明朝前期，公元1445年，即明英宗正统十年，才被官方赐额改名为善化寺，一直沿用至今。
由此可见，唐之开元寺、辽之普恩寺、明之善化寺，三个名字都与皇家密不可分，浓缩着三个时代的崇佛潮流与历史背景，是我们走进善化寺时不可不知的一段往事。
“OK”手势与托塔天王的来历
如今的善化寺，尚存天王殿（金）、三圣殿（金）、普贤阁（金或更早）、大雄宝殿（辽）等四座辽金时期的古建筑，其余建筑基本都是2010年左右复建的仿古建筑。
站在天王殿外，首先能看到的就是一座琉璃材质的五龙壁，这座五龙壁原是明代南城墙外的兴国寺照壁，在1980年搬迁到了善化寺门口，2008年再次迁建至现址。天王殿兼作山门，是现如今的善化寺入口，而在历史上，善化寺很有可能还有一座山门，位于天王殿的南侧。
天王殿面阔五间，进深四椽，单檐庑殿顶，铺作形制基本一致，地盘采用分心槽布局，正脊之下便是中柱，是一种兼具“门”之功能的殿宇。殿内柱上有斗栱，简洁、大气、疏朗，是金代门殿建筑的代表作。
天王殿内存有明代塑造的四大天王像，其中的西方广目天王凭借最为“逗趣”的表情，吸引大家前来打卡。其实这尊广目天王并不是在比“OK”的手势，而是捏着一个避水珠，用来控制左手上的水蛇，只不过从远处看避水珠太小，所以被大家误会。
广目天王的对面是北方多闻天王，这尊多闻天王与明清时期所常见的“持伞”形象不一样，而是一种左手托塔、右手持鼠的造型，如此造型其实才是丝绸之路上所常见的北方多闻天王的样式。多闻天王所持老鼠为吐宝鼠，是一种起源于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地区）的鼠王形象。传说鼠王咬断了围攻于阗国的敌军将士绳带，由此成为于阗国的守护神，并与往往被视为战神的北方多闻天王结合。正因为多闻天王是战神，所以常常手托佛塔。佛塔是寺院的象征，战神托塔便是对寺院的护持。
那么，托塔的北方天王与托塔天王李靖有没有关系呢？那还真有，李靖是初唐第一名将，战功彪炳，在大唐的统一战争与初期对外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被唐军视为战神。所以当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唐军进入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之后，唐军的战神李靖便与西域佛国的战神北方天王融合，托塔天王便从北方天王的形象中抽离出来，与李靖结合了起来。
塑像与殿阁的双重道场
天王殿北侧便是三圣殿，也是一座金代木构建筑。三圣殿面阔五间，进深八椽，单檐庑殿顶，补间铺作在大量斜栱“助阵”下如繁花盛开，远大于柱头铺作与转角铺作，这是典型的金元时期流行做法。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三圣殿，就会发现三圣殿的地盘平面接近一个正方形，也就是面阔宽度与进深宽度大致相当，这就导致它的正脊显得颇为短促，因为它的屋顶并没有进行“推山”处理。
三圣殿内供奉有华严三圣，是释迦牟尼、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为主的一组塑像，为明清时期的作品。这三位是华严经中讲法的主角，与大同城内另一座辽金木构——华严寺一致，善化寺也以《华严经》为根本的布局模式，这是因为不远处的五台山是奉行华严经的佛教名山所致。
有趣的是，三圣殿内是华严三圣的塑像，三圣殿北侧则是以殿阁形式表达的华严三圣。其中辽代的大雄宝殿象征着释迦牟尼，金代的普贤阁象征着普贤菩萨，仿古复建的文殊阁象征着文殊菩萨，三座殿宇内部便是华严三圣各自领衔的一个场域。
从三圣殿西侧前行，便能看到普贤阁，这是一座二层楼阁，面阔三间，进深四椽，一层出单檐，二层出平座带有勾栏，屋顶是单檐歇山顶。普贤阁目前被确定为金代木构，但因为有很多唐辽时期的营造形制，所以也不能排除辽代木构的可能。
减柱法带来宽阔空间
看完普贤阁，回到寺院中轴线，向北走去，一个高大的台基上，便是跻身八大辽构的善化寺大雄宝殿，是山西现存的三座辽构之一。这座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十椽，也是单檐庑殿顶，由此构成善化寺中轴线三座庑殿顶前后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的壮观景象。
推荐给大家一个角度，大家在参观完善化寺后，一定要到马路对面，登上南城墙，向北俯瞰善化寺，如此便能俯拍到三座庑殿顶南北分布的壮观景象，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元代以前木构建筑群中唯一的孤例。
从善化寺的案例也能看出一个点，那就是在清代以前的古建筑中，我们很难说庑殿顶就是高于歇山顶的屋顶等级，毕竟兼作山门的天王殿是庑殿顶，处于核心庭院的普贤阁却是歇山顶。如果我们再结合另一处辽构——蓟州独乐寺观察，就会发现，山门是庑殿顶，作为主角的观音阁却是歇山顶。由此可见，庑殿顶比歇山顶高级，或许只是清代宫廷建筑的一个等级制度，绝非明代以前的惯例，万不可“生搬硬套”。
大雄宝殿内留存有五佛为首的群塑，五佛为密宗所常见的五方佛形象，是辽金元明清先后受到唐密、藏密影响而形塑于大雄宝殿之中的中心佛像。大殿前部的柱子为了避免遮挡五佛而减除，是辽金时期所常见的减柱法的典型应用，由此形成一个非常宽阔的殿内空间，方便数百年间的信众礼佛朝拜。站在大殿内部向北、西、东三个方向环顾，就会发现所有塑像都能尽收眼底，视觉效果宽阔广大，进而提升整体的庄严肃穆之感。
诸神汇聚处的文明互鉴
在大殿东侧与西侧，还有金代塑造的二十四诸天群塑。其中的大吉祥功德天，因其庄严慈悲的表情，成为善化寺内与广目天王并列的两大“网红形象”。
而且，大吉祥功德天靠近门的位置，阳光洒入，温暖和煦，更加凸显了其神圣感。这是古代匠人形塑造像时所常用的手法。处于阳光能够照射到的门窗位置，就要善于利用光线。我们在平遥双林寺的宋代罗汉、长子崇庆寺的宋代罗汉以及长子法兴寺圆觉殿的窗边菩萨中，都能看到类似的呼应做法。
更加有趣的是，大吉祥天女的原型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神话中的“幸福与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她诞生于天神与阿修罗搅动的乳海，因而也被称为“乳海之女”。在印度教神话体系中，拉克希米拥有众多化身，大吉祥天、大功德天、吉祥天女则是她被佛教吸收成为护法神之后的尊号。
一个印度教神祇，被佛教吸收成为护法诸天，顺着丝绸之路来到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界的大同，在来自东北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统治下，被塑造成端庄典雅的中原贵妇形象，一尊塑像的历史奇遇就这样诞生了。交流互鉴在这尊形象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二十四诸天中的很多神祇都有这样的来历背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婆罗门教（印度教）体系，甚至还有鬼子母这种来自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北部）的丰饶女神，被佛教收编进来。更加有趣的是，中国神话体系中的崇宁真君关羽与清源妙道真君杨戬，也被明清时期的一些佛教寺院吸收进了诸天体系，我们在晋东南的高平铁佛寺诸天塑像、晋北繁峙公主寺的水陆法会壁画中，就能看到两位的加入，成为被佛教吸纳的华夏出身“护法保安”。
由此可见，古人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的更加开放、包容，他们所拜谒的神佛，本就是来自丝绸之路东南西北的神祇，交流互鉴始终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主旋律。任何一个文明风貌，都是兼容并蓄、百川汇流的结果。善化寺现存文物蕴含的丝路元素、中原风貌、草原因子，无疑是我们认知善化寺、大同和整个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视角。
文/寒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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