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6日晚上，刘翔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他晒出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佩戴的1363号号码布，并配文：“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几小时后，他又追加了一句：“还依规？这是依的哪一条规？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
这条微博迅速引发了广泛讨论。刘翔实际上是在质疑体育局为何在他退役十一年后才提出这样的要求。
刘翔于2015年4月7日在微博宣布退役，并在上海体育场举行了告别仪式。此后，他的身份挂在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是“编制在、人不在”的状态。这种安排在过去并不罕见，功勋运动员退役后挂个闲职，保留体制内身份，是很多地方的常规操作。
然而，时代变了。近几年全国范围内进行编制专项清理，上海市委巡视组也批评了体育系统的管理问题，要求梳理在编不在岗人员。于是，体育局找上门来，给了刘翔两个选择：要么买断工龄，拿一笔钱走人；要么回来当教练，坐班、带队、考核。刘翔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体育局在自己商业代言收入丰厚时没有主动推进安置手续，现在却突然要求他做出选择。
刘翔巅峰时期的商业价值巨大，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后，他的代言品牌多达20个左右，涵盖多个领域。据公开报道，2007年前后，刘翔全年广告收入总规模约1.6亿元（税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这些收入中运动员个人占65%，教练员孙海平占15%，上海体育局和田管中心各占10%。即使在刘翔退役后，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而体育局作为无形资产的管理方，理论上仍可参与收益分配。
买断工龄的具体补偿包括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和成绩奖励费。估算下来，刘翔的买断补偿总额大致在85万至130万元之间。这个数字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不算少，但对于刘翔这样巅峰时期代言收入过亿的运动员来说，显得格外刺眼。
刘翔退役后与耐克签了终身形象大使合约，每年保底约200万美元，附带大中华区相关产品线销售分成。这意味着他不需要靠当教练谋生。体育局的“二选一”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身份选择题，而非生计选择题。
刘翔的困境在于他在奥运冠军退役群体中属于“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一些奥运冠军退役后迅速完成了身份转换，进入管理序列或彻底拥抱市场。另一些则完全市场化转型，自主创业。刘翔卡在中间，挂着一个闲职，享受着体制的兜底，同时以个人品牌在商业市场上自由运作。这种状态在制度宽松时可以维持，但一旦制度收紧，就成了最尴尬的存在。
刘翔的问题反映了整个功勋运动员退役安置体系的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竞技体育的退役安置经历了从“统一分配”到“组织安置与自主择业相结合”，再到现在的编制管理越来越规范的过程。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归属始终没有厘清。1996年的文件曾规定“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2006年这一表述被删除，但也没有明确归谁。
近年来，分配规则出现松动，部分协会不再抽取运动员个人代言收益，也有运动员开始以个人名义独立签约。整体趋势是从“集体统一管理”走向“个人有限自主”，但“完全归个人”尚未实现。
刘翔的微博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他所面临的困境具有普遍意义。在举国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运动员，退役后如何与体制“分手”？商业价值如何在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合理分配？这些问题需要公开透明的规则和具体可执行的方案来解决。制度的完善需要在保护集体利益与尊重个人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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